市場同樣可以為環境沖突提供利益協調機制。中國的環境沖突已經成為當下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。自1996年來以來，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%的增速；“十一五”期間，環境信訪的件數高達三十多萬。自2012年以來，四川什邡、江蘇啟東、浙江寧波、云南昆明等一系列轟動社會和網絡的環境群體性事件相繼發生。至少就目前而言，司法手段在沖突的解決上并不更見效。來自環保部信訪部門的數據顯示，“十一五”期間30多萬件的環境信訪，行政復議2614件，但行政訴訟只有980件，刑事訴訟只有30件，真正通過司法訴訟渠道解決的環境糾紛不足1%。一方面群眾遇到環境糾紛，寧愿選擇信訪或舉報投訴等途徑解決，而不選擇司法途徑；另一方面司法部門也不愿意受理環境糾紛案件。

　　利益沖突之所以如此不可調和，在于缺乏一個平等的協商機制。傳統的發展模式下，高污染企業往往等同于高稅收收入，地方政府樂于招商引資并接受污染企業的轉移，而對環境和當地居民造成的外部影響則常不在考慮范圍之內。在這個博弈里，地方政府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，又是強勢的參與者和利益方。與此同時，作為利益受損者的當地民眾，不但沒有議價的機會，很多時候甚至連知情權都沒有。在這種模式下，企業只需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，政府無視民眾利益訴求，而民眾則由不滿而轉向群體性事件，最后的局面不會是多贏而只能是多輸。

      一個健全的利益機制，需要政府的退出，而讓企業對民眾游說、溝通、議價，簡單一點說，就是“談錢”。企業需要這部分環境資源的“生產性功能”，花多少價錢，才能讓民眾讓出部分的“生存性功能”，民眾愿意付出多少的價錢，才能讓企業把項目“建在你的后院”里。

　　中國近年來出現的“鄰避運動”，其實也非本國特色，最早曾出現在城市化起步時間較早的歐美國家，后來又出現在日本、臺灣等地區。鄰避運動在臺灣有30多年的歷史，早期鄰避運動的口號是，“雞屎拉在我家后院，雞蛋卻下在別人家里”。如今鄰避運動在臺灣卻已不多見，因為政府機關已經慢慢形成一套運作模式，民眾也知道應該如何在游戲規則下表達自己的訴求。最能讓抗議民眾消氣滿足的，是鄰避設施建設方的補償——“環�；仞仭�。建設方通常會將令人討厭的設施變得不那么惹人嫌，例如設立公園、圖書館、運動中心、溫水游泳池等，供附近民眾免費(或打折)使用。此外，還有減免電費、減免土地相關稅賦、給予獎學金等措施。

　　近年來在美國興建鄰避設施遇到的阻力也已經變得越來越少，其原因在于，國家和聯邦機構開始承擔批準廠商興建鄰避設施草案的責任，法律允許的程序也提供了更多公眾參與鄰避設施決策的機會，鄰避設施選址方式從“決定-宣布-辨護”開始轉向“參與/自愿/合作”。這些，都需要政府進一步的放權，讓公眾參與到利益機制中去。

　　與其一邊高談在發展模式上具有前瞻性的、跨越性的創新道路一邊持續地對環境只破壞不治理，還不如直面“發展會造成污染”的客觀現實規律，運用更靈活的市場手段來實現自然環境“生存性功能”與“生產性功能”的最優配置。